文 | 周会霞

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

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压舱石”。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其中，农业强国需要突破科技和人才的瓶颈，让更多的青年人才为农业科技创新发挥更好的作用，实现农业科技创新和生产水平的不断进步和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乡村产业蓬勃发展，乡村面貌大幅改善，城乡发展更趋协调，成百上千万怀揣理想、勇于创新的青年人选择回到农村，以“新农人”之姿逐梦乡村振兴。对于他们而言，安放青春的地方不再限于大城市。

只是，除了热情，影响新农人扎根乡村的变量还有很多：基础设施、土地流转、贷款融资、渠道建设，甚至社会认可度都是他们需要迈过的关卡。换言之，新农人能走多远，他们的梦想能激发多大的潜能，仍取决于全社会的支持力度。

何为“新农人”？目前学术界对其概念尚未统一，对其理解可从“新型职业农民”“高素质农民”“乡村致富带头人”“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等概念中窥知一二。

广东省科学院南繁种业研究所乡村振兴办公室主任孙东磊曾对本刊表示，相较于传统农人，新农人对农业技术的接受程度和使用程度普遍较高，根据年龄分布不同，他们又呈现各自的特点。

其中，“70后”普遍比较务实，稳扎稳打；具备一定经济基础、又有技术思维的“80后”，在运营流程制定、成本控制等方面更严谨理性；“90后”则更善用电商、短视频平台等技术，打造个人IP和产品品牌效应，营销手段值得称道。

事实上，作为乡村振兴的新生力量，以“70后”“80后”，以及新涌现的“90后”为主体的新农人群体在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提高农民收入等方面的价值已得到社会肯定。

《2022年全国高素质农民发展报告》显示，65.04%的高素质农民对周边农户起到了辐射带动作用，平均辐射带动21户周边农户。以本刊采访的来自广东潮阳的新农人林岳峰为例，2015年，林岳峰返乡改组本村农机合作社，先后引进农机设备100余台，带领周边农户走上规模化种植优质水稻之路，至今已辐射带动超2万户农户。

从原来的“孔雀东南飞”，到如今的“春暖燕回巢”，高学历的青年群体选择将乡村作为让梦想发光发热的舞台，并能在短短数年内取得积极成效，这与国家政策密切相关。

201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发展众创空间 推进大众创业创新的指导意见》。同年，《关于加强农民创新创业服务工作促进农民就业增收的意见》《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关于实施推进农业农民创业创新行动计划(2015-2017年)的通知》等文件相继下发。

为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扶持政策措施，鼓励和支持返乡下乡人员创业创新，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支持返乡下乡人员创业创新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意见》。

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更着重强调，支持进城农民工返乡创业，带动现代农业和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鼓励高校毕业生、企业主、农业科技人员、留学归国人员等各类人才回乡下乡创业创新。

顺应农村创业创新的趋势，全国各地相关部门也纷纷出台扶持政策措施，如广东省推出的“高素质农民”“农业职业经理人”“农村电子商务”等多项人才培训工程，优化营商环境、落实优惠政策。通过“筑巢引凤”，返乡创业正在由“星星点点”向“星罗棋布”转变。

广东省罗定市新农人张柏铭曾回忆道，2012年他从中山大学毕业返乡创业时，犹如“北大毕业生卖猪肉”一事，在村里引起过一阵轰动。到2016年前后，村民对于返乡大学生已经“见怪不怪”了。

根据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我国返乡下乡“双创”人员数量为740万，到2022年底，这一数据已经超过1220万。

在国家农业发展引导政策的驱动下，新农人虽顺利走上了产业化和专业化的道路，但仍无法跳脱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的土地资源少、市场需求复杂、金融贷款难等难题。在《科技与金融》采访的多位新农人及相关人士中，贷款难是被最多提及的问题。

“只有身在其中，才知道其中的艰难。”

谢远新是一名来自广东茂名的新农人，他在采访中曾表示，2020年返乡创办农产品电商基地后，他曾一度因缺乏固定资产抵押物而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小额贷款虽然可以纯信用方式获得，但数额对于其处于成长发展阶段的企业而言却是杯水车薪。

缺乏合格的抵押物一直是农业融资的痼疾。

目前，除部分规模大、综合实力强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具备农业现代化设备和厂房作为有效抵押物之外，处于起步或成长阶段的新农人群体很难拥有符合金融机构标准的合格抵押物。有时候，即使顺利贷款，农业生产的高风险属性也可能将贷款变成另一种隐形风险。新农人张柏铭曾向本刊讲述过他的一次贷款经历，险些葬送其多年创业积累。

2022年，张柏铭创办的广东梦之禽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年营业额已780万元，且拥有稳定的渠道与供应链。为进一步扩大生产，张柏铭计划向当地银行申请贷款。根据其描述，贷款过程并不轻松。因缺少固定资产作为抵押物，多家银行婉拒了其贷款需求。后经多方奔走及当地政府协调，考虑到其经营规模较大，属于当地的农业龙头企业，公司运营的持续性与稳定性较好，一家银行最终同意以纯信用方式向张柏铭公司贷款350万元，为期3年。

情况在2023年2月急转直下，隔壁山头的一场大火波至张柏铭的农场，烧毁了其中的4个山头，山中喂养的山鸡、鸭子以及种植的果树损毁严重。此时，本欲重整旗鼓的张柏铭再次遭遇致命一击—— 贷款银行以公司运营存在较大风险为由要求抽贷。此时距离贷款的3年时限仅过去不到1年。

除了金融机构对农业风险的低容忍度，张柏铭的事例还暴露出新农人面临的另一个困境——农业保险保障水平不足。张柏铭曾表示，此次大火事件后，他并未从保险公司拿到赔付，因为大火被定义为人为，不属于意外保险范围。

广东省科学院南繁种业研究所乡村振兴办公室主任孙东磊曾表示，自2007年以来，尽管我国农业保险在规模、承保面积、赔款金额等方面都有了明显增加，但仍无法满足三农领域的风险保障需求。

数据显示，当前的农业保险水平仅能够弥补主要农作物的物化成本，这种保险水平相当于主要农作物总成本的36%~50%，保障水平仅相当于美国同类保险水平的五分之一。湖北新农人田淑娴曾对本刊表示，在其所在地的水产养殖业中，目前暂未普及相应的保险产品。

相较于其他产业的经营主体，包括新农人在内的农业主体获得资金的渠道较为有限。和智投资董事长陈智鹏在接受本刊采访时曾指出，对于农业主体的贷款与融资而言，目前仍主要以银行金融机构为主，“股权与债权的融资金额相比，至少差了一个数量级以上”。这与VC/PE在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差别较大。而且，农业主体也较少能通过发行股票、债券等形式在资本市场获得融资机会，难以享受我国金融市场上众多融资渠道所带来的金融红利。

对此，陈智鹏解释，农业本身就具备生产周期长、产品产量受自然因素影响大的风险特点，而农业产业化经营则拥有投资周期长、资金回笼慢、产业附加值低等不利特征，这使金融机构很难在短时间内对自然灾害、产品商业价格波动、产品销售量预期做出准确的评估，这都加大了新农人群体贷款和股权融资的难度。“金融在农业这个十万亿级的市场里还没有充分发挥它的‘活水’作用。”

令人欣喜的是，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金融机构对新农人群体的“惜贷”“怯贷”现象已在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中逐渐改善。其中，“两权”（承包土地经营权和农房财产权）抵押试点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农村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银保联动亦不失为创新之策。

中国农业银行南海分行派驻广东省乡村振兴驻古竹镇帮镇扶村工作队金融助理罗清芳对本刊分享了农业银行对当地新农人的贷款举措。据她介绍，目前农业银行在古竹镇的农业贷款形式主要有3种，分别为农业龙头贷、乡村振兴产业贷和惠农e贷。

其中，惠农e贷主要是针对广大农户，并由此结合农户贷款用途出台了鹰嘴桃贷、茶叶贷、养鸡致富贷、民宿贷、油茶贷等各种服务方案。额度最高30万，纯信用，免担保，期限最长8年，随借随还，可循环使用。至于农业龙头贷与乡村振兴贷，则主要是针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村集体经济组织等新型农业主体，由于额度较高（前者最高为5000万，后者为1000万），通常需要根据企业资质采用抵（质）押担保、信用、政府增信等多种形式进行贷款。

值得注意的是，以政府财政资金为增信基础，由商业银行提供贷款资金，构建有效控制和分散风险的农业融资模式是近几年农业贷款的创举之一，多地已开始推广。

以罗清芳所在的广东省河源市紫金县为例，该县于2022年设定资金规模1亿元，鼓励银行机构按风险补偿金实际到账金额放大最高10倍的总额资金作为贷款资金，建立乡村振兴多元化投入机制，由银行、风险补偿金和借贷人按照约定的贷款风险分担比例实行风险共担，极大地缓解了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担保难问题。当然，对于借贷人的经营状况与潜力的考核也往往更加严格。

与此同时，广东省农业科学院金颖农科孵化器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许立超也向本刊介绍，为了给园区内中小微农业科技企业提供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该园区与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探索出了“金融+科技+产业”的金融服务模式，并创新推出省内首个农业专业孵化载体专属金融服务方案——“中银农科贷‘华南A谷’孵化场景服务方案”，该方案区别于银行原有的风险管理与授信审批要求，建立了一套适用于园区农业科技企业的授信评价体系，根据企业需求与场景的不同，为入驻企业提供纯信用的的研发贷、惠农贷、人才贷、评级贷、投贷联动等“线上+线下”融资支持和金融服务。

自2022年3月上线至今，方案已惠及入驻企业共18家，累计获得授信金额超1亿元，有效化解涉农企业融资“难、慢、贵”等问题。其中，前面提到的广东梦之禽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张柏铭便是“中银农科贷”受益者之一。

2023年5月，张柏铭找到金颖农科孵化器寻求帮助。在详细了解企业经营现状和困境之后，孵化器积极协助对接中国银行广州华景新城支行，并成功帮助张柏铭获得1000万信用贷款支持，及时缓解了企业燃眉之急。

就政府层面而言，亦不乏积极有效的探索。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李英飞在其研究中发现，浙江省的“生产、供销和信用”合作融为一体的“三位一体”改革，重庆市“三社”融合发展模式，山东省、贵州省等在供销社系统内部进行信用合作模式，以及河北省、四川省和山东省“平台嵌入模式”对于解决金融支农难题都具有一定成效。

以浙江省为例，该省将全省6.61万个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和各类涉农服务组织（企业）全部组织起来，构建了由1个省农合联、11个市农合联、84个县级农合联和961个乡级农合联组成的四级农合联组织体系。

借助该组织体系与农信机构的合作，内嵌入政策性担保体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信贷、保险、产业链贷款等方面的多种形式的金融服务得以开展。农户通过加入新型经营主体比如合作社，再加入农合联，由此解决了金融服务难以获得的障碍。

在李英飞看来，这种模式最大的价值在于融通上下游产业链，不同级经营主体通过内部互助合作，特别是加上诸如政府产业政策和财政奖补的支持、金融机构在金融服务方面的创新（如各种惠农贷款、特色农产品贷款和信贷直通服务），既加快了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和发展，又能借此带动普通农户的发展，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农业经营主体数量多、散、回报率低和风险高并不是阻碍金融资源有效配给的原因，只要能保证农户具有一定的还款能力，负担得起银行所承受农村金融风险的利率，就能够实现农村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给。” 李英飞认为。

在资本市场方面，国家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多渠道推动涉农企业股权融资也取得了一定成效。和智投资董事长陈智鹏列举道，广东省政府出资100亿元设立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基金、江苏省政府设立的乡村振兴投资基金，均是发挥股权投资作为创新农村金融服务方式的重要举措。

“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引导社会资金进入农业领域，对现代农业发展至关重要。”据介绍，作为专注于大农业领域的独立第三方投资机构，和智投资管理基金规模也已超25亿元，其出资人包括广东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基金和江苏省乡村振兴基金等众多政府引导基金。

土地流转、基础设施、人才技能培训、创业引导服务等虽不在本次专题的重点讨论范围，但也引起了本刊的注意。

以土地流转为例，规模化经营是一种统一规划、统一耕作、统一管理的集约化经营方式，通过节省内部交易成本，以达到“规模经济”的效果，这要求土地必须集中连片成方。虽然政府工作人员和村干部在前期都已经做过大量的政策宣传和组织动员工作，但仍有一部分村民不愿意参与土地流转，以致土地连片时出现“插花田”的现象。如新农人张柏铭所说，其早期虽与当地政府签订了约400亩的土地流转合同，但真正施工使用时，却与当地农户产生纠纷。

张柏铭的经历属于个例，更多新农人面临的则是“钉子户”不愿流转土地带来的机械作业难题，从而增加额外经营成本。

与此同时，本刊也发现，目前大多数新农人对于“互联网+农业”的认识较片面，虽然具有互联网思维及利用互联网进行营销的想法，但难以付诸实践，如何借助互联网兴办现代农业，如何实现规范化管理、精准化投送、特色化展示、品牌化发展还存在困境。换言之，新农人知识与能力储备可能遭遇天花板，难以支持其实现创业的雄心。加强业务技能培训，建立多功能型的人才培养模式也是目前该群体发展的当务之急。

就具体农业产业发展而言，人才分布不均问题也同样值得深思。国家荔枝龙眼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陈厚彬曾对本刊表示，目前我国荔枝种植人员的年龄多为70岁左右的老年人，“他们从年富力强的年纪开始种植，现在却没有年轻人去继承事业。”

据他介绍，目前我国平均每位种植人员需要管理17亩荔枝园，在机械化尚未完全普及的情况下，紧靠人力显然难以为继。加大对农业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农民收入，吸引更多年轻人投入到农业生产，从而实现乡村振兴与农业现代化。这个循环能否实现良性发展，关键在于城乡之间的要素流动能否打通。

陶行知曾说，我们要常常念着农民的痛苦，常常念着他们所想得的幸福，我们必须有一个“农民甘苦化的心”才配为农民服务，才配担负改造乡村生活的新使命。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当今对新农人群体的服务中。

《科技与金融》杂志2023年6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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