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3月，Vogue Australia（《时尚》杂志澳洲版）发布了“2018 Game Changers”（2018变革推动者百人榜），榜单中星光熠熠，绝大多数都是女性面孔。上榜者包括著名演员、联合国亲善大使Nicole Kidman，施华诺世奇第5代传人Nadja Swarovski，戴森创始人James Dyson……Springboard Enterprises澳洲主席Topaz Conway（托帕兹·康韦）的名字也出现在了“科技与商业界”分榜单中。

这位商界女性的职业生涯横跨多个行业，包括生物技术、高科技和电子商务。作为一位资深企业家，她曾多次成功创业，任职企业高管多年，也为澳洲政府担任顾问。但她最为人乐道的成就，是长期致力于为女性创业提供指导与支持的事业。丰富的创业与管理经验，加上大量接触女性企业家，康韦十分清楚女性在创业过程中所面对的“天花板”——在男性主导的初创企业、投资人世界里，女性在创办自己的科技公司时常常遭遇“边缘化”的处境，被看低一线，或自我设限，这些都是女性融资触礁的元凶。

过去2年中，女性在澳洲仅获得不足10%的风险投资基金，而由女性创立的公司占所有适合投资的新公司的25%-30%。因此，2012年康韦在澳大利亚创办了Springboard Enterprises，以“培养技能，积累人脉，使女性技术型创业过程更易上手”为目标。这个创业加速器帮助女性主导的科技企业实现规模增长和投资对接，至今参与该项目的56家公司已累计获得了近1.8亿美元融资。

在采访中，康韦对女性的未来感到乐观：“女性正处于历史上改变性别偏见的最有利时期。我们正在逐渐形成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本期《科技与金融》专访Springboard Enterprises澳洲主席托帕兹·康韦，挖掘这位杰出商界女性真实的成长故事，见识她支持女性创业的胸襟气度，并探讨女性在创业与融资过程中遭遇困难的原因及对策。

Q：2015年，澳大利亚被“戴尔全球女性企业领袖人物评价”评选为全球第二最适合女性创业的国家。该评选认为，澳大利亚是潜在女性企业家领袖的最佳选择之一，超过一半的澳洲女企业家拥有大学背景，这为她们的企业提供了优势和良好的人脉关系。您认为是怎么样的社会文化氛围，造就了澳洲成为女性企业家成长的沃土？

A：最初看到戴尔的这个排名时，我觉得他们肯定是弄错了，也许相比其他人，我们会用更严厉的方式看待和评判自己。在我看来，澳大利亚的社会文化环境与其他地区的不同点可以归结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与男性相比，澳大利亚女性的资源更丰富。澳大利亚男性公开并长期地享受他们公认的“权利和特权”，这促使女性更加努力工作，更有智慧地实现自己的目标。这种“肯做能行（can-do attitude）”的态度意味着女性作为企业家经常要承担更多风险，而女性创业缺乏支持和资金是长期存在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虽然以女性为领导的企业往往规模较小，但很少负债。现在情况逐渐得到改善，女性在生态系统中有更多选择来获得成功。

另一方面，澳洲的创业生态系统逐渐成熟。2008年，我回到澳大利亚，当时我已经在美国工作了8年、创立了自己的公司并成为了一名投资者。当时我发现澳大利亚国内创业生态系统不完善，创业者缺乏支持。而如今，我们有一个蓬勃发展的成熟生态系统，为女性和男性提供更多经验和帮助。

Q：尽管女性创业者有更强的创业意愿和潜力，但据了解在澳大利亚，只有四分之一的企业主导者是女性，其中不到3%的女创企业获得风险投资，而缺乏资金常被认为是女性创业过程中最大的限制因素之一。您能否解释一下女性创业融资难的原因呢？

A：统计数据显示，小型企业的女性创业率整体高于男性。这些公司的业务各不相同——从科技公司到街角商店、美容院和在家创业。但在技术型创业方面，女性创业率非常低，仅占3％。我认为，女性难以进入技术领域的现象，是男性在该领域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所带来的直接结果。很多人的印象中，成功人士必须是一个“极客”或男性，他们才有机会获得融资。这个想法听起来很陈腐，却在过去几十年中大行其道。另一个障碍是资金——研究表明，资金不足的公司比那些资金充足的公司更容易失败。以男性为主导的风险投资领域，投资者更倾向于投给“自己人”，形成了一种“男性投资给男性”的惯性。

现在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出现在科技领域，这种情况有所改善，但问题其实也来自女性自身的传统观念。女性更在意用他人的钱创立公司这件事，她们心理负担重，害怕失败。出于同样的原因，女性投资人对项目的期待也不高，倾向于给公司的“规模和增长”设限。

我常常用男人和女人推介同一家公司的例子来解释这种情况。当风险投资人问“你认为公司产品的市场有多大”时，男人会说：“这是一个万亿级的市场，只要有合适的投资（你的投资！），加上团队（我！）和产品（真棒！），我们将在第5年成为价值20亿美元的公司。”

而女人会说：“我们将首先在澳大利亚开展工作，第一年的收入保守估计为15万美元，第二年为25万美元，我们将在第3年向海外扩张，实现收支平衡。”

听完这两种推介，你会投给谁？

类似这种对于“规模”、“保守方案”等的自我设限，正是我和我的女性团队在工作中必须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解决的问题。自我设限很大程度是因为女性缺乏自信，认为自己不够资格，以及人际网络不够强大——而这些往往是男性同行认为自己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够拥有的。

Q：请您给我们描述一下澳大利亚女性创业和投资生态系统的现状，包括性别差距的创业比例、投资人男女比例、女性企业的成功率、女性获得资助的百分比、女性创业者的商业网络、女性创业或拥有的企业平均增长率等一些数据和现状。

A：这个问题涉及面很广，而且关于女性创业的数据互相矛盾，没有明确定义的标准。如果使用我称之为“企业家”和“初创公司”的数据，那么得到的结果将是令人沮丧。过去2年中，女性仅获得不足10%的风险投资基金，而由女性创立的公司占了所有适合投资的新公司的25%-30%。

另外，挑战也来自投资本身：由于自我限制和偏见，女性在争取资金时心理负担过重，对增长预期过低，导致男性投资者听了推介后，会有意或无意地产生性别偏见。女性在推介公司时，往往跟男性有不同的侧重点，她们会强调为什么自己会关注这个领域，而不是反映业务能力或市场规模。

对此，我建议风险投资人在听取女性创始人做推介时，要安排女性投资团队成员出席。有数据显示，拥有女性合伙人的风险投资公司，更愿意为由女性主导的公司提供资金。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对于男性投资者来说，仅仅因为她没有以他能理解的方式推介而看不到潜在的市场机会，那就太可惜了。

我曾对自己的顾问公司进行一项研究，我们会将商业化资金授予准备商业化，且具有竞争力的创新企业。公司里有21位像我这样的商业顾问，5位女性和16位男性，每一位顾问都管理着不同的投资组合。我们分析了获得资金的女性创业公司数量及其顾问的性别，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要么很多，要么没有”，即有些公司中女性创始人占很大比例，有些则一个也没有。

为了找出原因，我们在公司内部开展了一场讨论，讨论中暴露出几个现象：第一，有同事认为女性所创立的公司“软弱”而且创新性不足，然而女性同事则表示，由于女性不太愿意“吹嘘”自己，投资人必须“深入挖掘”才能找到她们公司的闪光点。第二，我们公司里面男性占主导地位，领导层以男性为主，而且投资项目间竞争激烈，女性创业者被迫不断地克服性别偏见，她们感到常常被某些男性顾问居高临下地“指指点点”。第三，一些男性顾问真的不知道“怎么才能找到女性企业家”。

上述现象可以归结为以下两点：首先，社会上对于女性、企业和金钱的偏见由来已久，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每个人都会受到文化的影响，产生不同程度的偏见，而这些偏见我们每日奉行却并未察觉。我自己就是如此。即使我一直以女权主义者自居，对此思考良多，然而尚且如此，其他人想必更难意识到性别偏见的存在。

第二，女性正处于历史上改变性别偏见的最有利时期。我们获得的聆听和支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我们拥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机会，我们学习如何相信自身的能力和优势。我们正逐渐形成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

Q：澳大利亚是否有一些向女性倾斜的政策和资源，鼓励女性创业？可否举例一二？

A：过去3年，我一直担当澳洲产业创新与科学部的女性顾问会成员，该顾问会向业界和政府提出了针对女性创业的具体建议。

例如，由前反性别歧视专员伊丽莎白·布罗德里克（Elizabeth Broderick）发起的“男性变革推动者委员会”，将男性行业领导者聚集在一起，正式承诺改善其组织内的性别平等和机会。该委员会问责制度严格，成员均需接受互相监督和评分。

再者，多所高校引入一项名为Sage的项目，为女性提供机会跻身学术梯队顶端的机会，此前大批女性曾因无法晋升而离开学术界。Sage项目问责于高校，对其在提高女性学术参与度的表现进行评价，并公布各高校的性别多样性评分，促使了高校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下，增强自身对女学生和女教师的吸引力。

Q：澳大利亚的女企业家面临什么样的局面？为何女性难以获得资金？这又会如何影响整个创新生态系统？

A：相关数据显示，有超过3名女性高层或者董事的公司表现，远胜于管理层只有男性的公司。尽管事实如此，改革的脚步依然迟缓，女性要获得关键职位仍然非常艰难。

不过，企业界正在发生变化，女性开始成立自己的公司来打破固有局面。以往，女性为获取高层职位，需要相当努力地工作，但结果常常被忽略，最终输给男性竞争者。掌握自己命运的女性企业家通常会雇佣更多的女性，而且事实证明这么做成功率更高。

然而，她们的公司也常因公司融资困难以及投资不足而发展受阻。在澳大利亚，我们可以看到变化正在悄然发生，一些由女性主导的优秀企业茁壮成长，整个创业生态系统对女性的表现有了更多的兴趣和关注。

当今，“未来工作”受到热议，人们对“软技能”突然迸发出热情和关注。女性总是被批评仅拥有情商、培育型管理风格、协作和支持这些“软技能”，为此还常常在升职路上被遗忘。如今却听闻要推动将这些“软技能”引入高等教育体系，以确保培养出更多符合雇佣要求的大学生，言外之意则是要培养男孩子的“软技能”。而实际上，拥有“软技能”的人近在眼前，她们占据了半边天，却从未因此受到青睐。

Q：最初成立于美国的Springboard，是为应对女性企业家缺乏融资渠道而建立的，并在世界多地设立分部。作为Springboard Australia的主席，您能否分享一下Springboard Australia的故事呢？它如何帮助女性获得风险投资？

A：回想2012年Springboard Australia成立之初，澳大利亚生态系统中尚未有任何针对女性企业家的项目，也几乎没有对女性企业家的支持。头一年我们甚至不得不四处寻觅公司，鼓励她们来申请我们的项目。不是因为优秀的企业不存在，而是管理这些优秀企业的女性自发地将自己排除在外，她们要么缺乏申请的自信，要么太忙，要么压根不相信有人愿意帮助自己。

第一年，我们挑选了8家公司。这些公司发展各异：1家上市，1家独角兽，3家出售，2家在美国设立办事处。作为首批公司，成绩相当不错了。时至今日，已有56个公司完成Springboard Australia的项目，其中85%的公司成功获得融资，融资额达到2亿700万美元。2家公司成功上市，6家实现退出，50%的公司设立海外办事处，创造了数百个新的工作岗位。

Springboard Australia的宗旨是帮助女性获得与男性同样的成功机会，重点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关系网络。男性利用彼此来获取职业进步，这种“熟人体系”非常有效。而女性却不享有同等优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身在高位的女性很少，无法形成具有影响力的关系网络。

Springboard汇集全世界高价值的关系网络，为女性企业家建立一个适合她们的创业生态系统，向她们提供建议和培训，而且我们的创业导师都是一群有求必应的人。这是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全世界的Springboard“校友”都在有效地利用这个关系网络。

二是投资者成熟度。我们的训练营是一个为期3天的集中课程，充分了解每个参与者的企业，并且为其提供有价值的反馈，告诉创业者如何更有效地向投资者推介商业计划书。这种“纸上谈兵”的技能其实对融资至关重要。参加该项目的女性企业家会接受为期8天的培训，精选世界级专家组成的导师团队，能够帮助她们以更清晰、更富针对性和更专业的方式推介自己的企业。最后，她们会给多位投资者做推介。学员经过训练后，收效相当显著。

Q：作为一位女性商业领袖，您能否分享一下自己的故事？

A：我的故事是一个追逐机会、克服困难的过程。我出生的那个年代，创立和经营大型企业的女性并不多见，因此在我初入职场时，大家对我的期望并不高。但是，我对经商一直抱有浓厚兴趣，我喜欢“谈判”，这也许跟我从小要跟3个哥哥竞争有关。23岁时，我创立了自己的第一个小公司，发展几年后将它卖掉，然后找了份“像样”的工作，给别人打工。

20世纪90年代初，我因为家庭原因离开了美国，来到澳大利亚，那时我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后来，我在新南威尔士商会和一家医疗研究机构任职高管，在这两家机构中，我的职责都是将商业化引入到以服务或研究的组织文化氛围之中，而做得非常成功。然而这8年间，我仍

然非常关注女性在企业高层受到忽视的境遇。1994年，我成立了澳大利亚第一家全国女性企业家行业协会，作为联邦政府的顾问机构，推动男女同工同酬、对女性领导的企业给予特殊资金支持和反对歧视等方面的立法。

1999-2000年期间，我从澳大利亚返回美国，正好赶上互联网热潮，加入了一家互联网公司，但公司在2001年的互联网泡沫崩溃中遭受重创。那是一段极具挑战的时间，但我随机应变，以强大的适应力熬过了艰难时刻。那时，我开始给一家生命科学风险投资公司做顾问，最终成为了我的一家投资组合公司的CEO。我帮助这家生物工程公司市场化，最终成功出售。这段经历给我的职业生涯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从中，我学到了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的企业家，尽管过程中历尽高低起伏，但我仍然享受其中。

离开那家公司后，我创办了自己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技术型公司。我建立了一个可选订阅式网上葡萄酒俱乐部，销售精品葡萄酒。我对这家公司饱含激情，同时我也见识到互联网的力量。3年后我卖掉了那家公司，再次回到澳大利亚。

再次回到澳大利亚时，我惊觉这里职业女性和女性企业家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都在倒退，这让我非常难过。于是我决定重操旧业，在2010年返回悉尼，建立一个服务于企业家的创业生态系统，尤其是加强对女性的支持。Springboard就是其中一部分，同时还包括我为联邦政府所做的“ 加速商业许可项目” 顾问工作，以及在StartupAus和Cicada Innovations担任高管的工作。

Q：您如何帮助更多不同年龄和背景的女性，激发她们的商业潜能呢？

A：我希望以身作则，为其他女性做榜样。在美国文化背景中，人们尊重经验，也乐于传授经验，因此我在生活中努力践行这种精神。但在澳大利亚，人们似乎不会以此为核心价值观，因此有必要学习传授知识和经验的重要性，学习感激经验所带来的馈赠。我就是一个常把“请”和“谢谢”挂在嘴边的人。

比如，我记得刚开始与创业公司打交道时，创业者们非常害怕跟竞争对手说话，生怕自己的点子被对方偷走。因此，我鼓励他们与对手多交流，提醒他们，“如果你不能确切知道竞争对手在做什么，那你又如何做到与众不同”。

虽然我的生活始终贯穿两大主题：抓住机会和勇于冒险，从不畏惧失败，但不是说我从不胆怯。有时我也会犯“冒牌者综合症”（Imposter Syndrome，一种惧怕别人发现自己其实并不如想象中优秀的心理负担），但我知道每个人都有这种时候，所以要鼓励女性相信自己。

孩子和年轻女性是世界的希望所在。我们需要关注他们，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在一个平等世界中生活和成长，让他们将来能够创办有社会责任的企业，为所有不同性别、国籍和宗教的人带来幸福生活。

Q：您会给澳大利亚政府提出什么建议，让女性能够更好地融入商业领域？

A：每个政府都需要购买商品和服务，女性企业家可以满足这些采购需求，却常常因企业规模“太小”、“非国际品牌”、“没有冠军产品”而被排除在外。在同样对产品进行尽职调查的情况下，我认为政府应优先考虑女性领导的企业，为这些企业的增长做出积极的影响，并为其争取国外客户提供背书，让女性以更有影响力的方式取得成功。促进女性领导的企业更快更好地取得成功，这是政府可以轻松做到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