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科技与金融杂志”（ID:STFMonthly）

▲付一夫

付一夫，苏宁金融研究院消费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文琳，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硕士研究生

文｜付一夫、文琳 图｜由作者提供

一、持续布局新消费业态

疫情虽然一度给消费市场造成了较大冲击，却也催生出各种新消费场景，培育出新消费模式，包括直播带货、社区团购、在线教育、远程医疗等等。究其本质，在于依托互联网和数字技术，超越时间和地理区域的限制，高效对接市场供需，并通过信息集聚效应来改善信息不对称问题，有效降低经营者销售和消费者购买之间的成本，继而在提升消费者体验的同时，促进生产、流通、经营等各个环节运行的提质增效降本。疫情期间，这些新消费业态发挥了稳消费、稳经营的关键作用，并为消费的提振和经济的复苏注入了新的动能。

伴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的持续稳定与向好，如今商超、影院、景区、演艺馆等线下消费场所早已恢复经营，并且正日益摆脱疫情造成的困扰，越来越接近于以往的态势。不过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以线上为主的新消费业态并没有因为线下的回暖就冷却下来，其对于促进消费的作用同样没有减弱。

最具代表性的便是直播带货，它的蓬勃发展为新消费业态注入了活力。凭借着更炫酷的体验、更便宜的价格、更具能量的情感纽带等诸多优势，直播带货展现出来的巨大能量已得到了各方的充分认可，并逐渐成为多数商家必备的“杀手锏”。

在今年的“双十一”购物节，阿里、苏宁等电商平台纷纷邀请到不少重量级的明星网红来参与直播带货，其用意不言自明。

正因如此，我们理应在后疫情时代继续壮大新消费业态，促进新消费增长，助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点燃经济增长“新引擎”。同时，要树立线上线下共生协同发展意识，突破壁垒，加快形成彼此优势互补的格局，加速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特别是要推动门店的信息化改造，打造新的流量入口来反哺线上，实现双向赋能，进而推动整个行业的迭代与升级。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针对新消费业态中的一些乱象及其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我们应予以高度重视。仍以直播带货为例，为了营造平台的繁荣，部分商家不惜采用刷单造假的方式来人工美化业绩，比如，部分网红主播通过购买刷单服务虚构自己的人气和带货能力，继而抬高身价以获取利益；部分商家通过刷单美化业绩，企图通过数据吸引那些从众的消费者；某些平台借刷单提升用户活跃度，等等。

这些不仅会扰乱市场秩序，滋生不正当竞争的风气，还容易构成欺诈，导致商家和消费者利益受损，而销量、评论造假会降低消费者对于主播、商家乃至直播平台的信任，久而久之会严重阻碍直播带货的健康发展。此外还有消费者反映，商品拿到手之后的质量并不过关，售后服务也不是很理想。因此有关部门要加强监管力度，提高违法成本，如此才能让行业走得长远。

二、加快智慧供应链建设

受疫情影响，国民经济数字化转型的进程按下了“加速键”，而“新基建”东风的到来更是在政策上给予了利好。于消费领域而言，当务之急是要加快打造智慧供应链体系。

环顾四周不难发现，近些年消费市场的变革大多发生在C端，无论是商品种类的推陈出新与零售渠道的双向整合，还是线下门店的新颖设计与科技元素的完美嫁接，都是在迎合当前的消费升级浪潮，并致力于满足广大消费者的个性多元化需求，提升消费体验。

然而，不管形式再怎么新颖，花样再怎么繁多，行业终归还是要回归本质——高效地为消费者提供超出预期的商品与服务。这便意味着，仅在C端做文章是不够的，还需要依靠B端足够强大的供应链能力来支撑，客观上对加快打造智慧供应链提出了新的要求。

之所以要打造智慧供应链，是因为传统的供应链体系存在不容忽视的局限性：

一方面，由于供应链上下游参与企业众多，但绝大多数企业信息化程度都较低，“各自为政”大过于彼此协作，使得整个供应链体系存在显著的“信息孤岛”效应，市场信息无法及时精准地反馈到上游生产环节，导致生产端的更新始终滞后于市场需求的变化，如此便造成市场供需错配、库存积压、针对个别商品需求的激增不能做到即刻补货等问题，使得供应链成本居高不下，用户体验也相对欠佳；

另一方面，伴随着国人消费升级的深入，广大消费者越来越表现出更加多元化、个性化的需求，市场也随之越分越精细，这便要求供应链上设计、生产、制造、分销与物流等每一个环节都必须要更加柔性与灵活，进而充分为每一小撮用户甚至每一个消费者提供个性化和定制化生产，但传统供应链模式的冗长散乱是无法实现这一诉求的。

就整个行业的竞争力来说，短期是流量，中期是效率和体验，长期必定是供应链能力，如果供应链能力上不去，行业发展势必会受到制约。放大视角，不止零售业，任何领域的企业的竞争力，归根结底都在于能够比其他企业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以及令人更满意的质量来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产品与服务，在此基础上，实现长期的良好经营业绩并不断发展壮大。而最有分量的筹码便是具备强大的供应链能力。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供应链能力是企业的生命线，也是企业赢得竞争优势的重要源泉和提升竞争力的有效途径。

实际上，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特别提到：“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标志着“现代供应链”发展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既体现了供应链创新发展的时代背景，也突出了现代供应链在宏观经济发展和经济治理中的地位。而智慧供应链，恰恰同“现代供应链”的发展方向不谋而合。

因此，打造智慧供应链，首先要做的就是更深入地对供应链上的企业进行数字化改造，包括强化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以及智能终端等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围绕人、货、场进行更加深度的数据采集，着力形成消费者、产品、服务、营销、渠道、物流的全面数字化体系。推动信息流、资金流、物流、商流的“四流合一”。这既是顺应后疫情时代数字化转型趋势的需要，又是推动零售行业转型升级、降本增效的必然选择，更是符合未来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

三、合理布局小店经济

当国内疫情防控形势逐渐趋于稳定之时，“小店经济”成为了各方关注的对象。

7月14日，商务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小店经济推进行动的通知》（下称《通知》），提出要促进小店经济发展，推动社区、批发市场、现代商圈、特色街区等各类小店集聚区，至2025年，形成人气旺、“烟火气”浓的小店集聚区1000个，达到“百城千区亿店”的目标。

为什么要围绕小店制定专门的支持政策呢？

作为最常见的零售业态，小店虽然看上去不起眼，和大型购物中心相比也没有特别强烈的存在感和视觉冲击感，但其蕴含的巨大能量却不可忽视。

这当中，首当其冲的便是吸纳就业。“疫情之后，民生为要”，而就业又是民生之本。对于小店经济来说，从业门槛不高，在学历及知识技能上没有过高的要求，上岗形式灵活，故而可以成为很多普通人谋生的方式。比如一些下岗职工、失业人员、离开了土地的农民甚至不少在职的员工，都有机会参与到小店经营之中，这不仅极大地缓解了市场就业压力，还可以让他们以一种类似于创业者的身份来为城市经济的发展贡献力量。官方数据表明，截至2019年底全国注册小店8000多万户，带动就业约2亿人，背后是千家万户的生计，重要性不言而喻。

与此同时，作为典型民营经济成分的小店经济，与生俱来拥有强大的市场活力，还宛如毛细血管一般遍布于大街小巷，与广大居民的生活深度融合，并且在满足居民日常消费需求和中下层消费需求方面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并为城市内需的扩大注入了动力。

此外，小店还是具有“温度”的，承载着人情社会的价值观与文化情怀。比如说，小店店主熟悉周围的街坊邻里，懂得他们需要什么；小店是大家饭后聚起、闲聊消遣的地方，承载着许多人的儿时记忆。即便是在疫情期间，小店也解决了无数家庭的生活所需，为他们提供方便面、牛奶和饼干等。

正因为上述种种，小店经济才得到了官方的肯定，并即将在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复苏之路上继续释放能量。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带动小店经济与时俱进，《通知》里特别提出了“以市场化手段推动‘以大带小’‘以小促大’、大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合作共赢、共建生态”的全新发展理念。

而在具体实践中，巨头可以提供资金、技术、商品和管理，小店能以流量和场景来反哺巨头，共同营造出巨头带动、小店支撑、协同发展的良性局面。而这也将为畅通“国内大循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不过，与其他小微企业相类似，小店经济普遍存在信用状况不佳、抗风险能力较弱等先天性缺陷，其快速发展难免遇上瓶颈，享受金融服务不占优势、营商环境不够友好等问题同样客观存在，其过于灵活分散的经营模式还容易给城市管理增加困难。

为此，我们应考虑用更合理的方式来布局小店经济发展，在肯定其积极作用的前提下，秉持开放搞活的思路，优化营商环境，以更加友好的姿态支持小店经济的成长，并遵循“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原则，通过一系列金融创新来为小店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多元化的金融服务。

此外，我们还应创新城市管理机制，通过更加科学的顶层设计与更人性化的妥善管理，在不影响公共交通和居民生活的情况下，有序开展小店经营，使小店经济效益与社会经济效益双双实现最大化。

四、积极拓展夜经济

夜经济，顾名思义，就是发生在夜晚的经济行为，主要是消费活动。

一直以来，国内外在推动城市发展建设过程中，都是空间规划的思维导向，以空间资源的合理保护和有效利用为核心，从土地、海洋、生态等资源的保护到生产要素统筹，再到不同区域特色产业的发展、结构的优化与效率的提升，皆是如此。

而今，夜经济的兴起带来了新的思路，人们不再局限于空间维度的经济发展，而是开始依托时间维度来规划城市经济发展。因为同一座城市，白天夜晚的物质条件并无根本性差别，但形态和运行模式却全然不同，主要表现在生活习惯上的差异，大部分城市居民在白天工作生产，在晚上休闲消费。

从时间上延长经济的消费性活动，同样可以助力城市发展：

一则，延长消费时间，相当于在很大程度上增加居民的消费规模，扩大城市内需的同时，又带动了餐饮、购物、娱乐、休闲、旅游等相关行业的成长；

二则，有需求就有供给，延长了消费时间就等于延长了经营活动的时间，这给很多潜在的劳动力提供了上岗的机会，有些人还可以基于自身现实情况，利用夜晚时间发展兼职或者副业，以拓展收入来源；

三则，夜经济是城市软实力的体现，在衡量城市生活质量、开放活跃程度、投资软环境以及文化底蕴方面的作用愈发突出，堪称城市活力与吸引力的晴雨表，比如北京的三里屯、上海的新天地、南京的秦淮河夫子庙等等，已然是城市的标志性名片，人们流连期间，能真切地感受到城市的魅力和活力；

四则，繁荣的夜经济相当于给繁忙工作之余的人们提供了维系人际关系的场景，给予了人们更多增进感情的交流机会，在夜晚放下白天的繁忙，三五成群地撸串喝酒、泡吧看球，敞开心扉彼此交谈，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亲密，城市生活也因此变得更加和谐融洽。

事实上，夜经济的概念自2019年起就已经开始流行，而今年伴随着国内疫情形势得到基本稳控，为了提振消费、恢复经济，全国多地再度加码布局夜经济，将其视为拉动消费的重要力量，比如发展便利店、餐饮店、书店、体育场馆等24小时业态，推出夜间旅游项目等等，这些举措也收获了不错的效果。

在后疫情时代，想要真正促进夜经济的健康发展，我们还要依托各地不同的特色文化优势来避免与其他城市形成趋同发展态势，将夜经济的成长根植于历史街区、活动空间和传统习惯的土壤之中，同时致力于营造更加丰富的夜经济消费场景，不断扩充夜间消费的“菜单”，全方位地满足城市居民夜晚消费的各种需求。

同时，城市还应当进行科学规划，解决城市空间布局、治安管理、噪音控制、垃圾处理等问题，并延长关键线路的交通工具运行时间，为广大消费者提供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保障与消费环境。

五、继续深耕下沉市场

看到“下沉市场”这个词，如果只是想到拼多多、趣头条或者快手，那就狭隘了。因为深耕下沉市场绝不仅仅是生意层面上的事，它对于提振消费市场乃至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

从区域的角度来审视，下沉市场是指那些三线以下城市、县镇与农村地区的市场。按照土地面积和人口规模来算，去掉4个一线城市（北上广深）、15个“新一线”城市（成都、杭州、南京等） 、30个二线城市（无锡、合肥、大连等），其他地方均属于下沉市场范畴，而下沉市场占全国总面积的比重将近95%，更是拥有约10亿人口。

某种意义上讲，代表绝大部分土地和人群的下沉市场才是代表泱泱大国的基本盘，而北上广深只是华夏大地中极小一部分“另类”的存在，一线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不能真正反映整个国家的经济实力。这就如同一个班级，几个尖子生分数考得再高，也很难左右全班的平均成绩，那些占据多数的中下等生才是班级整体成绩的决定性因素。

诚然，受特定的历史背景与资源禀赋差异等因素影响，我国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进度并不同步，三线以下城市地区要滞后于一二线城市。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区域发展差距的客观存在，恰恰可以作为推动国民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新禀赋。

用通俗一点的话来说，一二线城市虽然经济实力雄厚，但日趋饱和的发展状况很难让它们继续保持中高速的增长势头，反倒是那些相对落后的三四五线城市与农村更具有上升的空间，也更容易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迎来高速增长期。只要在正确的政策引导之下，中小城市完全有可能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事实也正是如此，近几年中西部各地区的经济增速大都要高于全国整体增速，区域经济增长的动能已经逐渐由曾经的东南沿海向内陆深处转移；而今年疫情之后，中西部地区同样在支撑国民经济复苏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更何况，下沉市场的优质供给依然缺失，居民的消费需求仍未被很好地满足，而近些年他们彰显出来的消费热情并不弱，其收入与消费支出的增长势头同样盖过了一二线城市的居民。

这便意味着，未来的下沉市场依然大有文章可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下沉市场将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中国经济下一个十年的基本走势，下沉市场繁荣了，10亿人群收入增加了，消费的潜力自然就释放出来了，国家当然也就更加昌盛了，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

按此逻辑，推动中西部地区与中小城市的崛起，同样也是助力“国内大循环”的题中应有之义，切不能忽视这一环节。

六、结语

促消费、扩内需是一场持久战，它归根结底需要消费者有稳定的收入预期作支撑，也需要稳定的社保制度作铺垫，健全的市场经济作保障，全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作依托，环环相扣，缺一不可。

因此从长远来看，想让民众真正敢于消费、愿意消费，我们必须要消除制约消费和抑制消费的一系列障碍，进一步推动收入分配改革，切实提升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同时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丰富优化消费市场的商品服务品类与供给质量，着力构建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推进国内消费品与国际标准对标，在支持企业培育新品牌等方面落实政策，强化监管，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严厉打击假冒伪劣等等。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责任编辑 | 余健仪

本文刊登于《科技与金融》杂志2020年12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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