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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杰:以创新引领国内大循环

发布时间:2020-12-03 09:24:46 作者:况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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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科技与金融杂志”(ID:STFMonthly)

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将成为我国今后一段时期经济发展的主要战略。

我国是个地域广、人口多的大国,几千年来的经济结构均具有大陆型国家的特征,历来都以内向型经济为主。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虽然我国积极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外贸出口占比不断提升,经济结构不断优化。但我国经济发展模式仍一直以国内大市场为主体。

那么,当前语境下的“国内大循环”和以往相比有什么变化呢?

我认为至少有三方面要特别注意:

第一,国内大循环重点在“循环”。循环就是能够形成充分流通的体系,打通堵点,连接断点,使得商品生产及时有效地响应市场需求,商品流通快速顺畅,打破空间、地域限制,形成全国统一的大市场。

第二,国内大循环必须坚定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以前国内大循环之所以出现“堵点”和“断点”,循环不通畅,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供给与需求的关系没有理顺。

某些商品产能严重过剩而市场需求持续疲软,某些商品有巨大的市场需求或者需求潜力却缺少有效供给,低效、无效投资或无法及时转变为消费,或不能完成“投资-生产-消费-投资”的循环。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实现真正的国内大循环的基础。

第三,国内大循环必须以创新引领。

我们所说的创新,主要指的是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当前的国内大循环战略,绝不是简单重复的原料和产品局限在国内市场的国内大循环,而是在制度创新支持下的,以创新的产品供给和市场需求相结合的新时代的国内大循环。科技创新引领国内大循环既是时代赋予的市场需求,也是人类技术进步带来的必须选择,接下来在材料领域举几个例子。

材料是国民经济的“粮食”,材料工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要实现国内大循环,就必须在关键核心材料方面实现自主可控,实现关键核心技术和产品的有效供给。

以钢铁工业为例。1949年建国之初,我国的钢产量只有15.8万吨,占全球的千分之一。而到了1996年,我国的钢产量首次突破1亿吨,成为当年世界第一。

2018年我国粗钢产量达到9.28亿吨,占世界总产量的一半以上,此时我国在普通钢材上已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但与此同时,我国钢铁产业亟待解决的是在特种应用、关键技术上如何突破“卡脖子”环节的问题,如超高强度钢、核电用钢、航空发动机用的耐高温材料等。

国人所关注的航空发动机、芯片等领域,目前存在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国内生产不出符合要求的材料。其中,航空发动机叶片主要需要定向、单晶合金材料,钛铝和铝镍为重点的金属间化合物、陶瓷基复合材料、碳/碳复合材料(C/C),等。

在这些关键核心材料方面,我国的科技水平相比美国、日本都还有相当大差距,很多材料都不能生产或者即使能够试生产但是质量不稳定。

据测算,我国的民用航空市场远景规模近十万亿人民币,加上军机市场,市场前景非常广阔。而航空工业利润最高的就是航空发动机,所以,只有在材料工业上实现科技创新,才能提供有效供给,才能够实现航空工业真正的国内大循环。

制造高端芯片同样离不开高端材料。一般半导体材料分为基体、制造、封装三大类材料。基体材料主要是超高纯度的单晶硅,纯度远高于光伏用晶硅。制造材料包括抛光材料、掩膜版、湿电子化学品、电子特气、光刻胶、溅射靶材等。

其中,抛光材料主要是抛光垫和抛光液,前者生产技术主要由美国公司控制,后者的市场也是被日本、韩国、美国等国企业瓜分。湿电子化学品主要生产技术掌握在日本企业手里,电子特气目前国内企业已经开始有所突破,但主要供应链仍被欧美企业控制。

光刻胶是近年来比较热的课题,国产光刻胶的质量还比较差,主要是低端的g线、i线光刻胶。近来在ArF光刻胶上刚刚开始有试生产,而最高端的EUV(极紫外)光刻胶技术还没有掌握。

光刻胶的整体市场规模不算大,但却是半导体芯片制造工艺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因此,需要政府引导,组织企业协同攻关。溅射靶材方面,国内目前能够生产的主要是平面显示器靶材,而距生产高端的芯片靶材技术还有比较大的差距。

封装材料方面,国内企业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技术进步,封装基板已经开始量产。

实现国内大循环,必须首先实现关键技术的自主可控、有效供给,才能满足不 断增长的市场需要。而实现关键技术的自主可控,必须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同时也需要制度创新作为保证。

我认为,至少应该有四方面的制度创新:

第一,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深化“放管服”改革,改善营商环境。

“放管服”的基础是“放”,要全面彻底推行负面清单制度,允许并鼓励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负面清单以外的行业里依据自己对市场的认识和自身的能力范围选择经营项目和场所,让企业家充分发挥投资与创业的积极性。

在不违反法律和政策的前提下,企业上什么项目、在哪里建厂,要由企业自主决定,减少行政干涉和限制。

第二,打破地域限制,推行“跨省通办”“异地通办”。

在京津冀一体化、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合作框架下首先全面实行“商事互认”制度,并逐渐推行到全国。除个别确实需要控制的城市外,放开户籍限制,鼓励人才自由流动,并在医疗、教育、子女入学等方面给予与本地户籍人口同等的待遇。

第三.打通物流堵点,降低物流成本,促进消费升级。

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手段,有效降低公路运输空载率,制定全国统一或区域内基本统一的载重、冷链、生鲜等运输标准,以降低物流运输成本。

以科技赋能消费,促进线上、线下消费融合,制定统一明确的法律体系和行业标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和违法的惩罚力度,特别是注意保护新兴业态形成的知识产权。

第四,吸引全球人才汇聚中国,构建国内大循环所需的人才供给。

尽管我国已经具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工程师队伍,但是在关键技术、关键材料、关键工艺上仍然与经济先行国家有较大大的差距。引进产品不如引进技术,引进技术不如引进人才。要形成一系列配套的、合理可行的、符合国际惯例的海 外人才(不仅限于华裔海外人才)引进和使用机制。

我们可以借鉴我国体育界对外籍教练、归化运动员使用的经验和教训,大胆在经济领域起用、重用海外人才。

编辑│李佳琪


本文刊登于《科技与金融》杂志2020年11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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