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是引领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背景下,飞地经济呈现出从单一的“产业飞地”向“创新飞地”转变的趋势,“创新飞地”建设已成为长三角区际合作的重要方式。
本文重点聚焦于外省市在上海设立的“创新飞地”,利用文献分析和实地调研方法,总结归纳长三角创新飞地的特征及发展模式,主要包括政府主导-政府运营模式、政府主导-企业化运营模式、政府主导-基金引导-企业化运营模式三类。
然而,长三角创新飞地建设中还受到管理体制、人才流动、研发基金、生活配套和创新体系五个方面因素的制约,从实现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目标要求出发,本文提出了创新飞地建设的对策建议。
曹贤忠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创新网络与区域经济发展、长三角一体化。
曾 刚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产业集群、创新地理与区域经济发展、长三角一体化。
一、引言
“创新飞地”是指两个相互独立的行政地区打破区划限制,通过跨区域的行政管理和经济开发,实现两地资源互补、经济协调发展,通常也被称为“人才飞地”、“科创飞地”、“双创飞地”等。
2020年12月20日,科技部发布了《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发展规划》(国科发规〔2020〕352号),明确指出要聚焦生物医药、新材料、集成电路、装备制造等高技术产业领域,联合三省一市的高校、科研机构、企业、中介机构等创新主体实现跨界合作,推动创新要素跨省界自由流动,最终将长三角打造成为全球科技创新高地的引领者、国际创新网络的重要枢纽、世界科技强国和知识产权强国的战略支柱。
2019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出,探索共建合作园区等合作模式,共同拓展发展空间,有序推动产业跨区域转移和生产要素双向流动。国家政策文件表明,长三角跨区域创新合作是推动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重要途径。
实际上,创新飞地建设正是长三角区际合作的重要方式。如2018年上海市在浙江省温州市设立“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示范区(嘉定工业区温州园)”的同时,温州市在上海市嘉定区设立了“科技创新(研发)园”,将上海的科创资源与温州的先进制造业优势无缝对接。而关于创新飞地特征、模式以及存在的问题尚不明确,这也是本文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二、飞地经济相关研究述评
当前区域经济学、经济地理学者主要关注飞地经济的类型与特征、飞地创新合作网络以及飞地创新经济效应,受限于数据和实证资料,创新飞地研究较为缺乏。
(一)飞地经济类型与特征
飞地(enclave)原本是一个地理学术语,意思是指在同一国家内位于某一行政区域中而由另一行政区域管辖的地域范围,或位于其它国家境内的管辖领土。
飞地经济(Enclave Economy)存在多重含义,通常指一国外向型或高新技术产业被国际资本所主导而非嵌入地方经济的现象(Bustos-Gallardo,2017)。
我国对飞地研究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最早是围绕城市用地展开,付桂军和齐义军(2013)认为城市飞地是城市向外推进过程中出现的与原有城区在空间上断开,职能上却依然保持紧密联系的城市用地。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世界经济也日趋全球化,使得跨区域的经济合作越来越密集,由此衍生出跨行政区域的异地经济合作模式,尤其是2000年以来,飞地经济这一城市合作形式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迅速发展起来并扩散到全国,成为协调区域发展的重要空间策略(李鲁奇等,2019)。
飞地的功能从行政管辖转变为经济合作,再向当前的创新合作转变,飞地类型也从过去的产业飞地(发达地区主动在欠发达地区设立)向创新飞地(欠发达地区主动在发达地区设立)转变。
我国的飞地经济早期以发达地区在欠发达地区设立开发区分区的形式为主,如上海漕河泾开发区海宁分区;随着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出现了欠发达地区在发达地区设立研发中心的创新飞地,如嘉善在上海虹桥商务区设立的国际研发中心,同时,也出现了“双向飞地”,如温州(嘉定)科技创新园和嘉定工业区温州园。
(二)飞地创新合作网络
创新飞地体现了飞出地和飞入地两个主体的创新合作,关于创新合作的空间尺度,不同学者的观点不尽相同。如Bathelt等(2004)提出了本地蜂鸣-全球管道概念模型,论述了集群成员企业借助本地蜂鸣和全球管道而获得众多独特优势的方式,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反响。
从创新驱动力的空间来源看,可分为区域内产业创新驱动力和区域外产业创新驱动力,而区域外产业创新驱动力又可以细分为邻近区域间产业创新驱动力和飞地产业创新驱动力。
区域内驱动力主要是指该区域为产业创新活动提供的创新资源,如企业和当地政府的创新投入,以及区域内的知识溢出等;邻近区域间的产业创新驱动力则主要是从空间依赖(地理邻近)的角度出发,考察邻近区域间的知识溢出情况;飞地产业创新驱动力是指来自不相邻地区的创新资源扶持(韩宝龙、李琳,2011)。
(三)飞地创新经济效应
飞地经济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具有明显的作用。飞地经济不仅能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还能为欠发达地区带来先进的经济管理经验,提升政府治理能力(麻宝斌、杜平,2014)。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新加坡就已经在周边国家和地区发展飞地经济,迄今经济飞地的规模已经远超国土面积,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发展。创新飞地还促进了长三角地区城市之间经济技术合作。
截至2018年12月,上海漕河泾开发区产业转移中心基地累计促成产业转移落地项目111个,总金额高达960亿元,园区建立了覆盖全国200余家开发区的数据共享云平台,成为了助推东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合作互动的强有力纽带。随着创新飞地的兴起,欠发达地区主动融入发达地区的创新体系将对双方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三、长三角创新飞地发展特征
根据国家科技部、长三角三省一市科委/科技厅、地市科技局官方网站以及新闻媒体报道,采集长三角各地市跨省界在上海设立的创新飞地情况,统计发现,从2013年至2020年年底,长三角区域内其他城市在上海设立创新飞地共24家,其中浙江省为20家,占84%,2019年设立了16家,占67%(图1)。
图1 2013-2020年长三角跨省在沪创新飞地设立情况
创新飞地数(家)
峰值出现在2019年,表明2018年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后,各地市采取了在上海设立研发中心等积极举措响应、贯彻落实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
笔者选择6家发展较为成熟的创新飞地深度访谈调研,包括嘉善国际创新中心、慈溪上海创新飞地、温州嘉定科创园、南浔上海科创中心、乐清市·南翔镇科创合作基地、瑞安市(安亭)飞地创新港。通过调研材料深入分析,总结发现长三角创新飞地呈现出如下特征:
(一)创新飞地已成为区际合作重要途径
基于区域创新合作模式的文献和实践分析,发现区域创新经历了单一企业、产业集群、创新网络到集群创新的演变,对应的承载空间也发生了变化,如从最初的产业集聚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向科技园区和创新飞地转变,创新飞地正是当前区域创新合作模式演变的新的产业空间载体(图2)。
图2 区域创新合作内容与载体演变图示
(二)县市级政府主导作用明显
县市级政府在长三角创新飞地设立与运营中发挥主导作用。24家创新飞地全部由政府主导,运营公司参与管理,其中镇级政府占比4.2%,县级政府占比70.8%,市级政府占比25%。
这也反映出,在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各地方政府积极向上海靠拢,通过设立创新飞地实现跨区域科技创新资源共享,共同推动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未完)
编辑│张孟月、余健仪
基金项目:
上海市科委软科学重点项目“上海与长三角城市共建创新飞地的影响因素及路径研究”(20692107500)。
[1]Bathelt H, Malmberg A, Maskell P. Clusters and knowledge: local buzz, global pipelines and the process of knowledge creation[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04, 28(1): 31-56.
[2] Bustos- Gallardo B. The post 2008 Chilean Salmon industry: An example of an enclave economy[J].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2017,
183(2): 152-163.
[3] 付桂军, 齐义军. 飞地经济研究综述[J]. 经济纵横, 2013(12): 113-116.
[4] 韩宝龙, 李琳. 区域产业创新驱动力的实证研究——基于隐性知识和地理邻近视角[J]. 科学学研究, 2011, 29(2): 314-320.
[5] 李鲁奇, 马学广, 鹿宇. 飞地经济的空间生产与治理结构: 基于国家空间重构视角[J]. 地理科学进展, 2019, 38(3): 346-356.
[6] 麻宝斌, 杜平. 区域经济合作中的“飞地经济”治理研究[J]. 天津行政学院学报, 2014, 16(2): 7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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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选自《科技与金融》杂志2021年4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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