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永最新发布的《2018年澳大利亚金融科技调查报告》指出，澳大利亚金融科技行业正继续趋向成熟并快速增长，19％的金融科技公司获得盈利，营业收入中位数比去年增长了2.25倍。澳大利亚是全球第五大金融科技市场，金融科技采纳率达到37%。埃森哲最新数据显示，2018年澳大利亚的金融科技公司“吸金”7.57亿美元，比上一年的3.22亿激增超过一倍。安永的报告总结道，可信赖的监管环境、成熟的金融服务业、同亚洲的紧密联系、在澳生活的吸引力，是澳大利亚发展金融科技的核心优势。

   为更深入了解澳大利亚金融科技发展现状，探讨中澳在这个新兴领域中的合作机遇，借鉴澳大利亚金融科技监管经验，《科技与金融》专访了澳大利亚贸易投资委员会商务专员、澳大利亚驻沪总领馆商务领事李丹（Dane Richmond），以及澳大利亚驻沪总领事馆商务处贸易投资委员会商务官员宫奇（Adam Gong），并分两期为读者全方位展示澳大利亚金融科技版图。

 本期深度对话李丹先生，着眼澳大利亚贸易投资委员会（Austrade）在促进中澳金融科技合作中的角色，剖析澳大利亚金融监管的双峰模式，并展望中澳在政府与行业间双边的交流和商业合作的机遇。作为澳大利亚驻沪总领馆商务领事，李丹领导澳大利亚贸易投资委员会在中国地区的服务出口和科技合作业务，同时关注金融服务业（金融科技）、创新合作交流、旅游、体育和数字娱乐等领域，并领导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在上海设立的创客基地（Shanghai Landing Pad），帮助澳大利亚创新企业家登陆并开拓中国市场。

   李丹在澳大利亚政府工作超过10年，曾供职于澳大利亚联邦政府财政部、能源部等政府部门，拥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战略国防研究硕士和亚洲研究学士学位，还会说流利的中文。虽然外派来到中国短短2年，但在李丹看来，中国2年中经历的变化和创新之多，相当于世界其他地方10年的浓缩，特别是在金融科技和技术服务领域。正如他常说的一句话：中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市场。庞大的中国市场是不少澳大利亚金融科技企业趋之若鹜的海外市场，“澳大利亚的初创公司如果希望跟世界一流的公司合作，那必须考虑来中国，因为没有地方比这里能让企业的商业模式更快地实现落地和扩张。”

Q：《科技与金融》记者

A：李丹（Dane Richmond），澳大利亚贸易投资委员会商务专员、澳大利亚驻沪总领馆商务领事

Q：您能否介绍一下澳大利亚贸易投资委员会的职能和使命？

A：Austrade（澳大利亚贸易委员会，即澳大利亚驻华使领馆商务处）（下简称“澳贸委”）是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官方贸易、教育及投资促进机构。

  澳贸委在中国设有11个办事处，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沈阳、青岛、昆明、南京、武汉、香港等，覆盖主要城市和几个重要的区域城市。

  我们认为，全球网络是澳贸委的核心力量，通过链接各地区依托联邦政府的平台，我们致力于促进澳大利亚进出口贸易，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以及向企业和政府提供权威商业意见。截至2018年6月底，澳贸委覆盖了全球50多个市场，设立84个海外网点，帮助澳大利亚企业拓展国际业务，吸引海外资本到澳大利亚投资。

   近年来，由于地缘政治气候的转变，贸易保护主义升温，全球贸易和投资促进机构采取更为灵活和适应当地市场的策略。国家和地区政府为争取外国投资和帮助本国出口商取得市场优势，进行了大量投资。在此环境下，澳大利亚政府与商界面临着更多的机遇和挑战。因此，澳贸委作为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机构，我们积极与各国政府、行业和头部企业合作，识别和评估各国市场贸易出口和投资机遇，克服市场准入、运营等方面的挑战，为澳大利亚经济的稳定、繁荣、多样化做出努力。

Q：目前中澳间有什么重要的金融科技企业合作项目？

A：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国家创新及科学计划”中的一项核心项目是“澳大利亚创客登陆计划”（LandingPad Program）。全球5个创客基地已经全面投入使用，分别坐落于旧金山、特拉维夫、上海、新加坡以及柏林。通过在全球五大创新枢纽城市建立的创客基地，与当地创新创业生态的伙伴网络密切合作，面向已有成熟产品或服务的澳大利亚科技型创业公司提供为期90天的工作载体和定制化支持项目，帮助其登陆海外市场并发展壮大。自2017年2月第一批澳企登陆中国至今已是第8期，我们通过90天入驻计划及为期一周短期“加速孵化营”，已帮助了40余澳大利亚创业者和企业家链接本地生态，拓展在华落地业务。

   而位于上海市静安区的上海创客基地，是中国境内首个由外国联邦中央政府创建的创业支持载体和计划，充分展示了澳大利亚政府对进一步深化澳中科技创新创业合作的意愿。

Q：在金融科技研究和应用领域上，中澳两国在官方层面上有哪些交流与合作？请分享一些案例。

A：在过去的两年里，澳贸委派出了多批澳大利亚金融科技初创公司代表团，前往中国和海外其他地区，将澳大利亚头部的初创公司与当地政府、企业决策者和投融资生态联系起来。例如，由澳大利亚顶区块链行业明星企业和投资机构组成的“2018年澳大利亚区块链行业访华交流代表团”去年9月访问了上海并参于了和中方行业对接活动，深化澳中的合作。这次交流团是澳贸委在澳大利亚工业、创新和科技部（DIIS）的支持下，召集了涵盖澳大利亚整个区块链行业领军的头部机构和企业参加，包括ISOTC/307国际区块链标准组、颠覆性初创和成长型企业、风投机构、孵化器、第三方服务运营机构、大型银行金融机构、律师事务所等在内的近30家机构和企业，共同推进澳中之间在区块链国际技术标准制订和应用落地的合作。

  同时，2018年3月，在澳贸委和中国工信部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的组织下，来自万向集团、微众银行、蚂蚁金服、京东、海航科技、众安科技等14家科技公司的约30名企业高层代表，组成“中国区块链行业领军企业代表团”，赴澳参加首届“亚太区块链行业峰会”，还走访考察了澳大利亚相关的监管部门、学院、企业和机构，并与悉尼和墨尔本当地的行业代表和政府机构进行了富有成效的交流。

  在产学研领域，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CSIRO）与中国科研机构互动非常紧密，同中国科学院签署了交流合作协议，派遣科研人员同中方进行交流与合作研究。CSIRO超过85年以来一直走在科学的最尖端，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国立研发政府机构，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多元化的科研机构之一。CSIRO有14个研究领域位列全球前1%，其中4个是全球前0.1%。作为澳大利亚的跨学科研究机构，CSIRO与80多个国家的科研组织和机构共同开展了740多项科研活动，涉及卫生、农商联合、信息技术、制造、可持续能源、采矿、航空、环境和自然资源等众多领域。我们通过澳大利亚创客基地的平台，组织CSIRO及旗下孵化的前沿科技成果和企业来华路演，展示对中国市场具有巨大潜力的科技解决方案，协助项目围绕产学研全方位合作落地。

Q：在企业层面上，澳大利亚有哪些金融科技企业与中国公司建立了合作？

A：澳中企业和机构在区块链应用、产品溯源、监管及法律等方面都建立了积极的合作。例如，2017年11月，在澳大利亚驻沪总领馆见证下，位于上海的新三板挂牌的金融科技公司金丘科技股份与澳大利亚ASX上市第一支付企业Novatti Group集团签署了战略合作备忘录，这是澳中两国企业首次就区块链及跨境支付领域展开正式合作。金丘区块链作为合作方在金融、区块链商业应用、银行清结算系统开发领域等拥有优秀的专长和能力，协同Novatti跨境支付金融清算领域优势以及在新兴和发展中市场的丰富经验，不断扩大双方金融服务网络。

   此外，今年3月25日，澳大利亚牛肉出口企业BeefLedger公司与中国链极科技签署合作协议，全面铺开以区块链技术溯源澳洲进口牛肉的应用场景。BeefLedger公司利用区块链技术重塑农产品供应链，从源头保障澳大利亚牛肉出口产品质认证，预计这一商业伙伴关系还将拓展至其他澳中跨境食品溯源试点项目，为澳大利亚农产品进入中国的数字验证确立一个新的共同标准。

   最后在双边金融科技监管和法律合规方面，墨尔本的Madddock律师事务所为杭州市政府产业引导基金雄岸全球区块链百亿创新基金提供全套法律顾问咨询服务，并将围绕基金关联方香港上市企业雄岸科技及其合作伙伴在澳洲项目落地、投资基金运作和孵化金融科技项目等方面的在澳业务，开展一系列商业层面的协作。

Q：澳大利亚金融科技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优势在哪里？澳贸委如何帮助企业打入中国市场？

A：中国是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澳大利亚企业对于进军中国市场充满兴趣。金融科技和区块链的发展还处于早期阶段，澳企在中国市场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得益于完善和严格的金融监管环境，澳企的质量和运营水平是世界级的，能够向中国市场提供更广泛的技术和服务输出。而在中国，这个领域竞争非常激烈。得益于资本和双创生态的成熟，澳大利亚的初创公司如果希望跟世界一流的公司合作，那必须考虑来中国，因为没有地方比这里能让企业的商业模式更快地实现落地和扩张。

   然而，对澳大利亚公司来说，在中国做生意并不容易，除了语言、文化的障碍，还有监管、法律等原因。这就是澳贸委作为政府平台这一桥梁存在的理由，我们为出口和投资的企业提供两个核心服务——知识和连接。

   第一是知识。首先我们会做市场调查，帮助企业了解如何在中国市场运作，规章制度是什么样的，有哪些发展机会，市场需求在哪些地区等等，帮助企业在市场上找到自己的位置。然后，企业需要建立商业能力，例如一些基本技能，如何做市场推广，如何为中国市场优化产品或服务。我们会帮助公司进行产品本地化，建立商业模式。我认为，澳企在中国取得成功的真正秘诀是了解适应本地市场商业模式，并根据本地市场优化自身产品和服务。

   第二是连接。打入中国市场，企业需要一个合作伙伴。大多数来到这里的澳洲金融科技公司都是中小型或者初创企业，没有足够的规模独自进军中国市场。虽然市场有很多变数，但在项目落地早期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是任何一家来到中国的公司需要做出的关键决定。

Q：您如何看待澳贸委在促进中澳金融科技合作上的作用？

A：澳中的合作关系建立在两国共同发展利益基础上，澳贸委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促进了人与人之间交流，尤其是以组织政府率领的行业考察团这种规模和形式进行。虽然这是一种非常传统的方式，尤其对于科技公司来说，但我认为是最富有成效的，未来也会继续推进。

   同时我认为政府的作用对于终端消费者如何使用技术非常重要，澳贸委作为澳大利亚政府驻华机构推动双边商业合作的桥梁，不仅直接打通澳中企业交流渠道，还与中国监管部门保持长效的沟通，确保两国对于技术的应用目标一致，符合消费者的最大利益。澳贸委虽然不属于监管机构，但我们直接与澳大利亚各级政府和部门的监管机构进行沟通，并与中国的金融和市场监管部门保持着良好关系，这也是我们在中国市场上的独特地位。

Q：您如何看待中澳两国未来金融科技领域的合作前景？

A：澳大利亚是金融科技企业极其重要的“试验田”，我们灵活而强大的监管环境，以及对数字技术的接受程度，让我们在区块链等技术开发及应用上处于领先地位。所以，中国公司想在海外市场测试产品或服务，澳大利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也就是说，如果中国企业能在澳大利亚获得成功，那么在世界任何地方也能成功。除此以外，澳大利亚还有一个天然优势——中国与澳大利亚东部经济圈只有2小时的时差，双方的交流和工作能够在同一时区内高效进行。

    同样，中国庞大的市场潜力，也是澳洲企业进军海外、寻求快速扩张的绝佳目的地。对于澳企而言，中国充满活力的双创资本环境和活跃金融科技生态为澳大利亚金融科技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非常适合它们走向海外，并在合作中与中国公司一同成长。目前越来越多澳企为在海外购物和投资的中企和消费者提供跨境支付、B2B解决方案。澳大利亚金融科技公司与中国金融市场的合作将会越来越多，例如在区块链、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领域的共同开发，以及在监管科技等方面的合作。

Q：中国金融科技的崛起对澳大利亚意味着什么？

A：中国的金融业正经历创新变革，澳大利亚本土金融企业也在加大技术研发，以适应中国创新能力的发展趋势。中国科技企业正在大规模应用前沿金融科技，基于海量用户数据和人工智能数据湖处理能力，在落地应用和金融科技产品改进迭代方面具有优势，甚至很可能远远领先于许多西方的初创公司或者进行小规模试点的海外大型科技企业。从澳大利亚的角度来看，虽然我们对前景感到乐观，但澳大利亚的金融科技公司在本土和临近地区的市场却面临着激烈的竞争。中国金融科技的成功将会对亚太地区产生积极影响，澳大利亚已经从一系列澳中合作案例中受益。

   另一方面，中国消费者对新商业模式和创新产品保持非常开放的态度，他们喜欢新事物，熟悉“无现金社会”和移动互联网环境催生出来的各种技术。在中国，人们习惯用支付宝或微信支付等移动支付方式，然而这种方式在澳大利亚并不常见，而感应式支付（tap-and-go）的使用更为普遍，用户习惯难以适应改变。但是，由于许多来澳生活的中国留学生和新移民无法使用澳洲本地信用卡和借记卡，移动电子钱包便成为一种更具吸引力的支付方式。

   中国创新出口的动能正发展出一种独特的创新生态系统。中国创新是一种大规模的渐进方式，同时影响着全球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世界其它地区的一些公司也开始“参照”中国企业，尤其是在金融科技领域，一些海外市场甚至出现一股“逆向山寨”（reverse copycat）中国商业模式的新潮流。

Q：澳大利亚金融科技公司如何应对来自中国的竞争?

A：首先，中国金融科技行业越发达，澳大利亚的企业能挖掘的市场机会就越多。很多澳企来到中国前，它们的产品可能在澳大利亚甚至其他市场卖得很好，然而来中国以后，企业会发现原本的一套商业模式可能很快被迭代或是被消费者弃用。正如我常说的一句话，中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市场。即便企业能在新西兰、美国甚至部分亚太地区成功，也不能理所当然地照搬原来的商业模式到中国市场。另一方面，对于寻求出海的中国金融科技公司来说，澳大利亚可以作为它们走向世界的首选试验田。澳大利亚的体制并不像欧洲和美国那样庞大和复杂，然而它却拥有世界级的监管体系和政府支持下的产学研一体平台，推动着金融科技领域的发展走在世界前沿。同时企业可以获得包括澳贸委在内的各级政府部门和机构的支持，帮助其优化和测试在国外市场上的产品和商业模式，找到合作伙伴并快速获得反馈。我认为中国金融科技能力的增长对澳大利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机遇。

   第二，我认为竞争是健康的，充分竞争对消费者非常有利。“澳大利亚创客登陆计划”的公司来到中国时，他们会突然意识到这是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市场，选择来中国并真正留在市场上的公司最终会因竞争而变得非常强大，它们也有能力走向世界任何地方。所以，我不认为中国金融科技的崛起，对澳大利亚的科技行业必然构成威胁。我更希望将澳中在某些行业领域的竞争看作是一种潜在的伙伴关系，因为我们有不同的优势，能够彼此互补，而且双方都希望为澳中两个市场创造最佳价值。

Q：澳大利亚和中国在金融监管上最大的不同之处是什么？澳大利亚有哪些监管经验值得借鉴？

A：我认为中国的金融监管采用“自上向下”的方式，例如取缔加密货币的强监管举措，但总体上是朝着开放的方向前进，而开放的基础是正在进行的一系列行业和体制改革。中国金融行业采取机构监管模式，实施“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由中国人民银行（下称“央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共同承担金融市场的主要监管职能。金融科技巨头的快速崛起，一直在挑战当前机构监管结构的有效性。因此，中国的决策者正在权衡如何更好地对现有的分散监管框架进行重组。

   中国央行一直专注于起草货币政策，但划分框架已经越来越难以跟上金融行业的急剧扩张，利用监管漏洞的机构投资于彼此，往往形成一张不透明而复杂的网，甚至发展出影子银行系统。随着金融科技企业跨区域经营和金融集团混业经营现象的出现，分业监管制度已经不能适应金融创新态势和金融市场发展的需要，金融监管制度的变革势在必行。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和保护消费者是金融监管不可绕过的两大目标。因此，澳大利亚的双峰监管模式的制度设计可能对中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就开始聚焦澳大利亚双峰监管模式，其基本理念是：基于维护金融体系稳定和保护消费者的两大目标，将金融监管机构整合成两个，一个通过审慎监管实现维护金融体系稳定的目标，另一个则通过行为监管实现保护消费者的目标。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the Australian Prudential Regulation Authority，简称APRA）与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the Australian Securities and Investment Commission，简称ASIC）分别承担主要维护金融体系稳定和保护消费者的职能，独立运作，与其他金融监管机构形成并行的金融监管格局。

   自1998年澳大利亚率先开始实践双峰理论并良好运行至今，APRA与ASIC的职能配置正体现了双峰监管理念，2008年金融危机中澳大利亚成功抵御冲击的优秀表现就是有力证据。

  2016年被认为是中国金融科技监管的元年，金融监管部门出台了很多重要的政策，我们也注意到了2018年5月中国央行成立金融科技委员会，这也标志着中国的监管层将金融科技监管正式提上日程。同时在2017年11月，中国证监会（CSRC）与ASIC签署了一项金融科技信息监管合作协议，双方就金融科技领域的发展动态及相应的监管政策共享信息，共同推动两国市场的金融科技的监管和创新。此次澳中金融科技监管的合作，也标志着中国金融监管机构在借鉴海外监管机构创新监管体系和经验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本文刊登于《科技与金融》2019年6月刊，如需转载请与编辑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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